[摘要] 昆明是这样一座城市：城史2000年，但真正众所周知的，却是特别的气候特征——“春城”。
■ 都市时报记者 徐啸
昆明是这样一座城市：城史2000年，但真正众所周知的，却是特别的气候特征——“春城”。
在昆明，绝大多数时候都能看见太阳捂着七彩面纱端庄而行。蓝天灼灼，稀释了它厚重的历史底蕴，甚至很多当地人都不知它是“国家首批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”之一。
每年冬季，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去滇池喂食数以万计远道而来的海鸥，却少有人明白，脚下的这块土地是古滇国的发源地；穿城而过的盘龙江，每天不可避免地进入昆明人的视野，却无太多人了解，这条母亲河曾有“金汁河、银汁河”的美艳时期。
昆明似乎进入了失忆时间。
这在国内是一种普遍现象。但在本世纪初以天津为发源端的历史文化抢救工程，已掀起了一场城市记忆建构运动。这种“从建构城市记忆的视角，对城市记忆档案资源进行整合、激活、再现、传承的过程”的“城市记忆工程”，在青岛、上海、杭州、武汉、广州等地渐次萌发。
昆明能否从“两相对照”中找到一些可以借鉴的发展模式？在昆明已经萌发类似意识的当下，能否大胆审视自身的不足？
昆明鲜见滋养“城市记忆”的容器
档案局的工作人员表示，目前在昆明，并没有系统展现昆明历史文化发展的场所。
4月27日，南屏街西口。一场以“昆明城市记忆”为主题的展览在这里举办。
十几块印有老照片、地契、老钱币图片的展板，仅用宽胶带彼此粘结，被排成了两排。最靠边的一块展板被风不断压向地面，一位老人一边扶着这块快被风吹倒的展板，一边用手机给它拍照留念。
大概半个月后，在相距3980公里的上海，也举办了一场名为“城市记忆——上海近现代历史发展档案陈列”的展览。根据新闻报道，这次展览在上海档案馆外滩新馆，展出了600多件组珍贵档案、照片、实物，而这只是其常设展览中的一次。也就是说，在上海，不间断地会有围绕“城市记忆”的展览释放而出。
两相对照下，昆明的展览阵容太小，显得有些尴尬。
尽管只是一次简陋的展览，但其依然具有抛砖引玉的意义。因为以官方为背景，并命名为“城市记忆”的主题展，在昆明尚为首次。
照片记录的是民国时期的昆明，这种尚未久远的记忆，引起了很多中老年人的兴趣。他们非常乐意讲述他们与这些老建筑之间的个人故事，也愿意去回忆与自己耳鬓厮磨的这座城市。
“举办展览前，我们就思考过老百姓感兴趣的事情是什么。”顾建英说。他是昆明市档案局（馆）档案学会的工作人员，也是这次展览的主要执行者之一。这些图片和文件，是从档案局的10万余卷卷宗中挑选而出的。
人群的围观也在他的意料之中，“随着城市的升级改造，有些带着文化底蕴的东西没了。这次展览的目的就是唤起大家对过去的记忆。”而人天生对“寻根”就有一种情结，不过，滋养“城市记忆”的容器在昆明少之又少。
档案局另一位工作人员王波坦承：“目前在昆明，除了陆军讲武堂和博物馆，以及档案局内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厅，展示了一些历史切片的史料，并没有系统展现昆明历史文化发展的场所。”
“即使现在已经开始保护，比如老街，但对历史文化这一块内容的挖掘依旧很浅，只是告诉人们这是一条老街，但这条街上的故事没有挖掘出来。”不过，王波话锋一转，“挖掘历史档案，需要沉下心来。这是一项浩大的工作。”
开启城市历史发掘工程
“城市记忆”的概念发轫于天津，在青岛首先落实。随后，武汉、大连、上海等城市也开始建设这个项目。
在千城一面的克隆式建设中，一个哲学命题，变成了悬挂在每座城市苍穹中的难题——“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到哪里去？”
如何上溯本源？国外和国内一些发达城市做出的选择是：建立城市记忆工程。通过照片、文字、影像、实物等尽量复原历史的时间片段，为民众提供一个寻找城市记忆的公共文化空间。
上世纪末，率先发起保护天津老房子的作家冯骥才执笔写道：“保护城市的记忆！绝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旅游资源或是什么‘风貌景观’，而是要见证城市生命从无到有、不断成长的历程，使其独特的地域气质与丰富的人文情感可触、可感。”
“城市记忆”的概念发轫于天津，却在青岛首先大规模落实。
2002年，青岛市档案部门率先提出“城市记忆工程”，通过摄像、照相等技术手段，全面记录了21世纪初期青岛的城市面貌。“蝴蝶效应”在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刚扇动翅膀，一些敏锐的城市就感应到了，渐次开展了关于城市记忆的保护。
《国内外“记忆工程”实施现状综述》中提到：“在青岛之后，武汉、柳州、大连、上海等城市也相继推出‘城市记忆工程’项目，至2007年，这一活动便逐渐向地（县）级市（区）推开。此外，香港、台湾也启动了类似的地区级项目。”
其中，青岛通过收集、整理历史上已形成的相关档案资源，拍摄青岛市的历史遗存及重大活动，建立贯通青岛古今的大型档案信息数据库，截至去年，档案馆共收集了超过500万条文件级目录、70万页档案全文、2万张照片及5万的多媒体档案，并成立视频展览室；上海则选择地保存记录上海城市发展轨迹的各类档案“存量”信息资源，以及在电子政务环境下产生的“增量”电子信息档案，并举办常设展览和讲座。
虽然形式各异，但这些城市都在努力收集过往时光中的只言片语，力求丰满历史的面貌。
中国现代历史学家、国学大师钱
穆相信：“没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中国人的智能与情感。”
在大拆大建的浪潮卷动的背景下，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情报与档案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陈子丹认为：“在‘比哪个城市都拆得快’的昆明，更有必要建立城市记忆工程，保留城市的发展脉络。”
一个石沉大海的方案
研究者曾经为昆明市做过一个城市历史文化展厅的设计方案，但是，方案上交之后没有得到任何回复。
在“昆明城市记忆”展举办的当天，有人当场表示“能看到老照片不容易”，希望能多举办类似展览。市档案局（馆）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应：“档案局（馆）中其实就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厅，只要愿意，可以电话预约后免费参观。”
几天后，花甲之年的张铸带着老伴通过预约，由档案局工作人员引领，走进了位于市档案局（馆）八楼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厅。
在这个130平方米大的展厅里，以实物、图片、文字为元素，以重九起义、护国运动、一二·一运动、昆明和平解放为脉络，串起了昆明发展的一条时间链。
展厅虽然平时免费开放，但因鲜为人知，而且在8楼，“平时很少有人来”，通常都属于大门紧闭的状态。有人上门来看，工作人员才会掏出钥匙打开门。
“过段时间，这个展厅也许会搬到一楼。”顾建英说，“一楼的面积是这边的两倍，可以放进更多史料，而且一楼更方便，走进大门便能看见。”
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的顾建英，带着学者的气质，说话谨慎。在谈论到某些问题时，总是以“这个就不太好说了”来解围，他连续很多年参与馆内不同的档案课题研究，比如“民国考铨制度研究”等。前段时间，他还帮助安宁准备新建的展厅写方案。
这已经是他第二次为展厅做方案，次是在四五年前，为昆明做方案。当时的一位市政府领导说，可以在新建的行政中心中，拿出一个1000平方米的空间，做昆明历史文化的展厅。他听后很兴奋，立刻伏案起草，筹备了几个月，终于大功告成。不过，可惜的是，至今未得到任何回复。这份方案就这样石沉大海了。
目前，其他地区的“城市记忆工程”大概分为实物和数字化两类型，市档案局（馆）一楼也有查询大厅。其中，一个昆明书香漂流的书柜立于墙角，居中一个服务咨询台，几台电脑立于一旁，厅内鲜少见人，显得冷清。
根据都市时报记者的实际体验，电脑上能查到的政府相关单位公开网站，在个人电脑上也能查询。如果是查询民国时期的史料，需要携带身份证和介绍信；查询其他史料只需要身份证，不过需要明确要查的究竟是哪一方面的内容，查询过程会由工作人员代劳。不过馆藏多为政府文书档案，历史影像资料则很欠缺。
在市城建档案馆，这种情况更加明显，馆藏的几乎都是上世纪80年代末之后大型建筑的资料，关于老建筑的“几乎为零”。“来查询的人一般都是为了办房产证。”工作人员补充说。
寻找昆明历史的民间力量
商人殷晓俊花费重金，寻找昆明的老照片，并考证图片说明。相比而言，档案馆征集老史料的进度慢了。
民间真的无人关心昆明历史的青春期吗？
1997年，殷晓俊在云南省博物馆举办了个人昆明老照片展，展出了247幅照片。门票分8元、10元两种，当时仅门票就卖出去了14万张。
陈子丹说：“其实，文化氛围可以培养，可以通过一个参观、普及、提高文化的意识，从小培养孩子的历史厚重感。过去的昆明是什么模样，经历了沧桑巨变，今天是什么样子。没有历史，就不可能对照。有了对照，才能更深入地思考怎样建设好我们的城市。”
谈起昆明历史文化的保护，殷晓俊是位绕不开的人。这位已经知天命的中年男人，如今依然常常骑着一辆摩托车，驰骋在高山峻岭、街头巷尾。他在国内老照片、老物件收藏家中赫赫有名，拥有的照片数量甚至超过云南的政府机构。
1996年，殷晓俊看到一张昆明全景高清照片，照片中陌生的画面让他瞠目结舌。他从未想过，自己生活的那个车水马龙的城市，在100年前，由一条自东向西的中轴线贯穿全城，旁边是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，一副安静闲适的模样。
“百年之间，不仅物是人非，而且整个建筑的格局全部改变了。”殷晓俊感叹，“如果不是看到那张照片，怎么也无法想象当时的昆明是那个样子。”
这张诞生于1899年的照片，出自于当时法国外交部驻云南总领事方苏雅之手。它像一枚密钥，将商人身份的殷晓俊与西南地区的历史巧妙地串联起来。
尔后，殷晓俊飞赴法国，与方苏雅的亲属联系，不惜重金购买相片的翻拍权。这些照片一共1241张，是当时方苏雅行进6000英里（相当于1万多公里），记录了从广州、广西、贵州、云南、甘肃一直到重庆的社会形态。
通过市档案局（馆）了解到，给老照片配图片说明，是难度系数很高的一项任务。“因为老人家去世了、老建筑拆掉了，你很难了解到照片的准确信息。”然而，他却从1999年开始，沿着方苏雅的足迹重走，一路考证图说。这项枯燥且困难重重的工作直到2008年才有突破性进展，直到现在，他仍然在补充当中。
有两股动力在推着他向前走。一是与省图书馆合作，搭建“云南网上记忆馆”，任何人在昆明都能看到老照片；第二个计划更为宏大：把云南及西南地区的历史考证、解读出来。
“记忆工程需要资金启动，但说到底，还得政府重视。”市档案局（馆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，对比了青岛和昆明的情况。前者在很多公共区域，都有一座与历史文化勾连的建筑，但昆明鲜见。这说明了政府没有“先规划后建设”。
陈子丹进行了更详尽的解读：政府在做城市规划时，应该把公共文化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，在建设前就预留出一点空间，以承载公共文化。
在市档案局（馆）的库房，10万余卷卷宗档案安静地躺在需要开启三把锁、恒温控制的绿色铁柜里。
跟随工作人员的手起手落，某些年的故事也随之开开合合。这里有民国时期的手绘昆明地图，有众多国家领导人的亲笔题词，有名噪一时的南菁学校的学生名册、成绩单，有修建滇越铁路的契约……“比较遗憾的是，没有西南联大的资料。”顾建英说，“当年学校在撤离时，很多资料也被一起带走了。”
不断完善、征集档案，是档案局（馆）的一个长期工作。2007年，上海市档案馆就通过向海内外广泛征集，发掘整合有关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文献、图片、声像资料等各种形式的信息资源。曾经，昆明市档案局（馆）也开展过向社会接收老照片、老史料的活动，但由于价格很难谈拢的原因，征集活动没有太多成果。
不过，昆明似乎已意识到诸多问题的存在，也在主动补上这一块内容。今年3月27日，云南省政府采购网发布了“昆明城市规划数字沙盘——昆明市规划展览馆综合布展项目竞争性谈判公告”，设计及施工内容包括“基础装饰、模型制作、艺术布展、平面图文、设计”。
按照《公告》内容，工期为90天。不过，截至发稿时，这家位于拓东路、综合布展面积约1200平方米展馆的对外开放时间和布局等内容，并未得到市规划局的回复。
回顾历史，是为了建设未来
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昆明，需要一处纪念并向市民讲述自己完整历史的独立空间。
“道路两旁茂盛的法国梧桐，在街道上方搭起了一道绿色的拱门，阳光斑斑驳驳地洒在路上，少年时期的陈子丹在静谧的街道上奔跑。”金碧路曾经的模样，一直留存在陈子丹的记忆里。那幅画面耀眼而清晰。
正所谓“岁月留痕”，对于任何人而言，“旧时光”是一种脑海里的影像，它晒在晾衣竿上，落在一砖一瓦的缝隙里，洒在一花一木间。能够造就一种熟悉感。对于城市而言，上溯历史文化，则能带来归属感。
在老建筑已经消逝的情况下，城市迫切地需要一个公共文化空间，提供一个给大家找寻历史的控件。陈子丹举例说：唐山和汶川的地震博物馆，在建筑被地震全部毁坏后，以这空间展示它所经历的历史。“如果现在都不搞这个，以后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”
光有现在的东西，没有过去的东西，这座城市就会变得无根、无底蕴。
现在的昆明，寻找城市记忆的工作处在不尴不尬的中间地带。陈子丹分析，学民族、社会、人类学的，关注的是少数民族地区，都猎奇去了；学城建的，又偏重于理科研究，缺少人文色彩。“昆明应该多吸收上海等地的经验，或者能否改变现有一些公共文化空间的布置，不要只是非常静态地陈列东西，能不能加入一些声、光、电呢？或者把博物馆、图书馆、档案馆各自的优势、功能联合起来，只要走进场所，就能接收到图书、文物、档案的各种知识。”
目前，陆军讲武堂的展厅褒奖度，人流如织。在它的最后一块展板上写了一句话：
“回顾历史，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未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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